上电清风·勤廉故事①｜丹心许国：从保电一线到三尺讲台

第一期

潘廉甫，我国电力工程领域的资深专家，也是我校建校元老之一。他早年研习电机、投身电力工业，在电力行业深耕数十年。

他第一次面临去留的考验，是在抗战的艰难岁月。1941年，日军进占租界，电力公司管理层尽数换为日方人员。他不肯在侵略者的屋檐下仰人鼻息，愤而辞职，连位于凡尔登花园的私宅也被日方主管强占，一家人挤进别处，妻子变卖皮草大衣、钢琴与首饰贴补家用。宁守清贫，不移气节，他宁肯放下优渥，也不肯弯一寸脊梁。

战后他重回电力岗位。1949年前后，美商上海电力公司曾以远赴美国的优厚待遇相邀。对许多人而言，这是一张求之不得的机票——待遇、环境、家人的将来，都在太平洋的另一头。可潘廉甫先生又一次选择了留下——留在百废待兴的上海，留在他后来为之保电、为之办学的这片土地。这一留，便是一生与上海电力同呼吸、共命运。

那是上海被黑暗笼罩的一段日子。潘廉甫先生时任杨树浦发电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，守着这座城市的灯。

1950年2月6日，国民党空军出动多批飞机轰炸上海重要电厂。承担全市约八成供电的杨树浦发电厂中弹严重，发电设备三分之二被毁，全厂被迫停机，市区大片停电，工厂停产、电车抛锚，入夜的上海一片黑暗。

轰炸后第二天，陈毅市长赶到现场，与电厂职工商量：“争取48小时恢复部分发电，行不行？”职工们回答：“他们有本事炸，我们就有本事修！”连续奋战42小时，第一台机组恢复发电，比承诺提前6小时。

为让这座远东第一大电厂尽快恢复供电，潘廉甫先生受政府委托，冲破层层封锁远赴瑞士BBC制造厂采购抢修设备。

1952年，潘廉甫先生受市政府委派再赴瑞士，接运修复后的汽轮机回国。列车行经西伯利亚，他望见邻轨上平卧着一台同向而行的机组，不禁喃喃自语：“你看，这个‘游子’也跟我一道回家啦！”——话语间，是一位知识分子对家国最朴素的情感。

1956年夏，上海电力大学前身之一的上海业余动力学院创办，他脱下厂里的工作服，受邀出任教务长。那是一所“什么都要借”的学校：教室借用上海动力学校的几间教室，实验设备借用各高校和动力学校的实验室，学生白天在电厂上班、晚上赶来上课。

当时像他这样具有国际视野和实战经验的专家，为这所新生学校注入了高起点、高标准的基因。他从杨树浦发电厂的技术型管理者转型为育人者，将“二·六大轰炸”后48小时恢复供电等重大事件中淬炼出的责任担当与应急智慧，深深融入职业生涯。这些经历成为最生动的教材，让一批批学子真切领悟到：电力工程关乎城市命脉，技术报国从来不是一句空话。

此后潘廉甫先生又参与创立华东地区电力函授大学，牵头在上海设立水利电力部出国预备人员英语培训中心，为推动电力工业业余高等教育发展、构建我校初创期的学科专业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从为国保电的现场，到教书育人的讲台，他放下的是个人得失，扛起的是国家急需。晚年学校工会看望九旬高龄的他，赞他一生许国、育人有功。老人只淡淡一句：“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。”又道：“谢谢学校关心我，我很满足。”

七十五载校史，灯亮了一代又一代。今天我们把潘廉甫先生的故事讲给每一位上电人听，不只是纪念一位前辈，更是想让大家看见：学校的清风正气，从办学之初就写在了先辈的选择里——国家需要之前，没有个人的进退。

勤廉感悟

潘廉甫先生一生有数次关键抉择：日寇威逼下愤然辞职，宁守清贫不肯折腰；优厚待遇相邀而不赴，留在百废待兴的上海；临危受命，远赴异国为国保电。几次抉择，答案如一——个人进退，永远排在国家需要之后。后半生转身办学，他把这股劲带进了课堂：教室能借，设备能借，育人的成色不能借。不取于私、不苟于公，是他用一生写下的准则，也成了我校一脉相承的清风底色。